1950年的南京秦淮河边,17岁的少年芮效卫(David Tod Roy)在一家二手书店找到他期待已久的“淫秽之书”——《金瓶梅》,那时他不可能想到,少时的乐趣会演变为今后治学的方向,而他会为之倾注一生的心血。
“现在,我毕竟可以对质疑我的人嗤之以鼻。如果我胆敢说我有一丝文化上的成就,它实在归功于我"不幸"的躯体衰退。”芮效卫豁达而幽默地权衡他翻译《金瓶梅》30年来的所得所失。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荣誉教授芮效卫1993年即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金瓶梅》译本的第一卷,至今终于完成。如今他已届八十高龄。
在终于完成翻译《金瓶梅》五卷本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之际,却被诊断为ALS(肌萎缩侧索硬化)。这种会造成肌肉萎缩的疾病会使得宿主不能自主行动-走路或说话,进而最终丧失咀嚼食物甚至呼吸的能力。三十年焚膏继晷辛劳翻译之后终有成果,却被确诊恶病,是个不太喜剧的尾巴。面对他的芝加哥的同事和学生,芮效卫并非哀悼即将到来的阴沉命运,而是如释重负般深表欣慰,因为他在健康之时已经完成了精致复杂的中国古典世情小说《金瓶梅》的翻译。
芮效卫认为,对西方读者而言,《金瓶梅》翻译难度很大。排除它多头并叙、见缝插针的复杂故事结构,它还百科全书般地吸收了民间俚俗词牌小调、谚语方言。并且它常被误解,被冠名为“色情小说”。他持之以恒的努力是对于这种文化误读以及陌生感的抗争。但讽刺的是,这种陌生感并没有因为前四卷已经发表而弱化-从亚马逊销售数据上看,顾客购买最多的仍是《金瓶梅》译本的第一卷。即使是《纽约时报》,在报道《金瓶梅》最终一卷出版之时,为了读者的阅读接受,仍将《金瓶梅》称为“简·奥斯汀和极致色情的结合”。即使简·奥斯汀的婚姻故事或泛滥色情的原书在文化背景与故事内涵上都不可比。
芮效卫的翻译是第一部完整的对这部极尽复杂的小说的欧美翻译版本。为何一位美国学者会对一部描述晚明社会万象与家庭关系的中国16世纪小说情有独钟,而他又为此最终花费了多少努力,这要从他的童年说起。
烽火岁月里的童年
他曾有过一段动荡的童年岁月,出生于南京,启蒙于成都,受教于上海。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之子,他辗转漂泊的游学生活,不仅映衬着中国文化中心的势力衰长,也一路勾勒出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烽火连绵。个人的命运与中国三个城市纠结,童稚的时光里也如同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一样,深印被迫迁徙的人生无奈和战事密集的惶惑威胁。
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母于1930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北京,接受学习密度极高的中文教育。父亲尤其具有语言天赋,后赴国立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1933年芮效卫在南京鼓楼医院诞生(这所医院1892年由美国基督会派遣的加拿大传教士威廉·爱德华·麦克林创立)。在昔日倡导“性灵”、“饮食男女”的袁枚随园山下,赛珍珠创作《大地》三部曲的校园里,幼年的芮效卫与中国南京和古典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赛珍珠后来的传记Pearl Buck in China: Journey to The Good Earth中,芮效卫被引用,并在注解里被称为Zhao的弟子pupil,虽然他们师徒缘分很短,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十年前Zhao翻译《水浒传》的经历,也间接传递到了他的美国弟子芮效卫身上。正如芮效卫所说的,《金瓶梅》受到《水浒传》的很大影响。不仅是在故事上,《金瓶梅》可看做《水浒传》“武松杀嫂”的笔峰一转的续书,在世代累积的故事形成方式及俚俗曲词的表现形态上,《水浒传》和《金瓶梅》都极为相似。因此这两部巨著在翻译上,若要做到既对原文忠实又能顺利向西方读者传情达意,有着可类比的难度。这位汉语老师,在亲身翻译中体验到文化差异和传递要诀,他做到的不仅是教授书写横竖波磔或普通日报阅读能力,而是让芮效卫对汉语产生迷恋般的兴趣,终其一生,以血肉精神缠绕这既陌生又熟悉的语言和它的文化。
穿越种种障碍的文化禁欲之恋
芮效卫对《金瓶梅》的发现和翻译并非一帆风顺,中间横亘着种种障碍,比如当年中国文化封锁,西方文化误读,中西军事冲突以及大学工作压力。他要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这坚定的志向正是在种种波折和间断中磨练得更加鲜明。
芮效卫在发现自己钟意英国文学之时,即已发现他对传统中国小说也有着浓厚兴趣,他也发觉虽然《金瓶梅》有着“淫秽之书”的名声,它的色情描写却并不比它描述的吃食、葬礼、服装、社会腐败更加详细。这本书提供了至今最为翔实的日常中国图景。当然作为青少年,当时最为吸引他的,还是那模糊的“情色细节”的召唤。这种模糊的随天性而生发的乐趣,却经常被删节版本的“此处省略560字”打断,于是他试图寻找一个更完整的本子,终于在南大图书馆找到了Clement Egerton1939年的翻译版本,但那些情色片段竟然是用拉丁文写的,只能大致看懂,他觉得还是读中文比较好。终于,1950年在秦淮河夫子庙的二手书店,他找到了那本未删节的《金瓶梅》,在那个年代,由于担心惹火烧身,很多人都对这类书避之不及,纷纷放到了二手书店转卖。文化的贫瘠和富饶就在二手书店中互相交换立场。少年芮效卫在别人遗弃的“烫手山芋”里补全了他在洁本和早期英文翻译本缺失的东西。
这种兴趣的发展,似乎是一场文化的禁欲之恋。芮效卫的父母是传教士,背负着传递基督教文明的使命来到中国,芮本人在1950年进入哈佛修习历史和语言文学之后也参与了朝鲜战争,和中国政治文化既紧张又融合的关系使他始终在文化的边界,感受碰撞和冲突。在朝鲜战争中,他通过了中文测试,被安插到台湾,收听军事广播,并读汉语手迹,他利用中文能力获取的军事成果并不可知,但这插曲般的军旅生涯进一步提升了他的中文能力。
之后他又重新进入哈佛,他最初的翻译始于将德文版《金瓶梅》翻译成英文缩减版。1967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从事教学活动,终于可以开始随心所欲地教授课程,他开始教授《金瓶梅》,但只有一个学生注册。这门课仍然坚持了两年,每周讲授一章,他进而更加对《金瓶梅》感兴趣,这本书充满着从别处摘抄的诗词小曲,他也开始深入了解研究这些材料的细节。为了更领会原文,他花费了整整两年把每一行诗词小曲、俚俗谚语都做了卡片索引,总共做了数万张卡片。他坚持亲自完成这项浩大工程,为的就是通读中国诗词曲赋,如有类似诗词出现,就可以很快在卡片中找到金瓶梅里有无相同的诗词小曲。不是如此一步一步地完成,他不可能完成那些复杂的脚注。他也通读了《金瓶梅》出现之前的所有作品。他极为重视保留原文的韵律和结构,而不满足于像之前的版本只是把汉语翻译为通顺平淡的英文。《金瓶梅》在这里不仅是叙事的小说,而是一本丰富的文献,他觉得如果需要注解,那就每条都要注解,才能让现代人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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