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俄罗斯北部内战与国际干涉》（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И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 И НА РУССКОМ СЕВЕРЕ）第168——178页，作者E·O·瑙莫夫
1918年夏天，俄国爆发大规模内战，红军开始建立起方面军、集团军以及师级别的部队编制，军事领导层被要求在任命方面军、集团军司令以及师长时实行以富有军事知识为先的人事政策，然而出于许多因素，有时对于指挥官的任命完全出于偶然，本文要说的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П·Я·隆恰尔是内战期间一个相当神秘的人物，尽管在1918年夏其相继指挥了东方面军第1集团军编制中的两个区域军队集群与一个步兵军[1]，但他的有关事迹至今在史学当中接近未知。除了在文献当中偶尔提及之外，在历史研究当中几乎找不到П·Я·隆恰尔的名字。在对俄罗斯军事档案馆中的资料进行研究之后，笼罩在此人名字上的神秘面纱才被稍微揭开了一部分，但这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几乎伴随了隆恰尔军事生涯的每一个阶段。
1918年7月28日，在接受关于下文即将详细讨论的事件的问询时，捷克斯洛伐克革命团副官A·希佩克[2]供认称隆恰尔“毕业于敖德萨的塞尔维亚军事学校，被克伦斯基提升为准尉”。1918年初其曾与希佩克一起在敖德萨赤卫队国际支队担任军事教官，后来因在乌克兰反对苏维埃政权而被捕，但最终获释。
1918年5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时，隆恰尔正在奔萨担任奔萨铁路站部队调运主管。从那时起他便积极参与了组织来自不同省份的部队与分遣队的管理工作，以镇压上述叛乱。5月31日，当地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该市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来自萨拉托夫、巴拉绍夫、卡卢加与科兹洛夫斯克的分遣队指挥官悉数参加。会议决议成立一个由各部队指挥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来统一协调各支分遣队的行动。此后一直到6月20日为止相关文件当中都几乎找不到隆恰尔的名字。在这段时间伏尔加河中部发生了许多与组建统一兵团以及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失败尝试有关的重要事件，中央军事领导层任命的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军司令А·Ф·米亚斯尼科夫[3]将手中部队划分为了辛比尔斯克和赛兹兰两个区域军队集群，后者积极参与了进攻萨马拉以及保卫赛兹兰的战斗。6月中旬，由于缺少指挥人员以及富有经验的士兵，同时也缺乏作战所需的一切，赛兹兰军队集群开始向西撤退，而集群司令A·马尔申[4]的不在更加加剧了局势的恶化，其很明显离开了部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库兹涅茨克与奔萨地区活动的部队的指挥权被交到了隆恰尔的手中，这也引起了当地更高级别的军事与文职领导人们的不满。
根据联络主管费多尔丘克6月22日发给东方面军司令M·A·穆拉维约夫[5]、军事人民委员Л·Д·托洛茨基、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处长С·И·阿拉洛夫[6]以及第1集团军司令A·И·哈尔琴科[7]的电报，隆恰尔“未经命令与许可”擅自行事。很明显部队与分遣队们的指挥官拒绝服从部队调运主管的命令，而更愿意接受委员会会议的决定。奔萨省执行委员会主席B·B·库拉耶夫[8]在6月23日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当中便反映出了这一点。指挥人员们的不信任很可能迫使隆恰尔为自己增设了由当地社会主义营营长克雷洛夫所任命的库兹涅茨克方向司令一职，而被质疑的部队领导隆恰尔随后声称，其掌握了库兹涅茨克革命军事总部的领导权与部队的信赖，这一任命改变了部队的消极情绪，最终使得军队发起了进攻。然而根据库拉耶夫25日的另一份电报：“每时每刻所有部队都有惊慌失措的逃往奔萨的可能，这样此地便会面临此前赛兹兰同样的命运。”电报作者还表示库兹涅茨克军队集群司令的主要缺点是缺乏指挥部队的必要经验。
显而易见，这些文件都在要求派遣一位新的指挥官。费多尔丘克在6月22日的电报当中要求上级立即“任命新的库兹涅茨克方向司令，并任命作战所需的司令部……如果领导权依旧归属于他（即隆恰尔）的话，那么奔萨便将像赛兹兰一样在没有面临敌军有组织进攻的情况下便被轻易攻克，该地区没有司令部、没有通讯、也没有统一的领导”，从这封电报当中还可以得知，穆拉维约夫本人也要求“撤掉隆恰尔”。6月23日与25日，库拉耶夫的报告当中也有“调走隆恰尔”并派遣“一位更有经验的指挥官”的类似要求。
在经过如此大规模的请求轰炸之后，军事人民委员部在6月26日与东方面军司令部通了电报。阿拉洛夫告知穆拉维约夫“已收到了赛兹兰—因扎—辛比尔斯克前线完全混乱的消息，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必要时可更换指挥部并向其派遣作战司令部”。但当时方面军与集团军的司令们手下并没有合适的人选，因此在26日被任命为包括该集群在内的第1集团军司令的图哈切夫斯基不得不向奔萨省执行委员会以及军事委员部寻求帮助，要求提名一位集群司令候选人。于是根据库拉耶夫的提议，拉脱维亚分遣队司令Я·П·盖利特[9]于6月30日被任命为库兹涅茨克（奔萨）军队集群司令。
尽管隆恰尔在库兹涅茨克集群司令任上的表现相当具有争议，但他的军事生涯并未就此结束，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另一重要职位。根据1918年7月8日第1集团军第13号命令，隆恰尔被任命为彼得罗夫斯克—沃尔斯克集群司令，并被授予“镇压白军暴动的广泛权力”。尽管该命令由图哈切夫斯基签署，但根据7月18日萨拉托夫省军事委员莫尔达维斯基[10]与军事指导员安东诺夫发给莫斯科的文件证据表明，这一任命的发起人是穆拉维约夫。然而这一事实却又与费多尔丘克6月22日电报当中穆拉维约夫敦促“撤掉隆恰尔”的部分相矛盾。
不到10天后，隆恰尔被任命了为更加重要的第1东部步兵军军长，该军由彼得罗夫斯克—沃尔斯克集群以及其先前指挥的奔萨军队集群改编为的奔萨师组成。可以认为这些任命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军队当中缺乏具备适当专业军事知识的指挥官，导致司令部不得不任命此类至少有最低军事指挥经验的人员。然而最终在隆恰尔被捕之后此案的调查文件却对于这些事件作出了非常有趣的解释。8月5日第1集团军契卡主席K·帕特涅克[11]在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契卡的报告当中称，在隆恰尔从奔萨押送至到喀山之后，“第1集团军司令部中个别人对其的同情气氛使得我们无法平静地进行调查”。帕特涅克提到了参谋人员对于隆恰尔的同情，其原因目前还尚不清楚，但隆恰尔很可能因此使得自己的军事生涯得到了提升。
隆恰尔调任军长一职再次引起了军事及民政领导层的巨大反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新任指挥官缺乏军事才能。例如7月18日莫尔达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对莫斯科的报告当中便表示“隆恰尔同志还十分年轻，他完全没有指挥经验，无法胜任这一重要职位。”而这其中政委所提出的申诉则是最多的，如奔萨师政委A·季诺维也夫在25日的报告当中质疑这一任命的是否出于官方正式，因为部队指挥部并没有收到相应的电报。17日第1集团军政委О·Ю·卡尔宁[12]也在给图哈切夫斯基的电报当中表示“我们对您最近任命前师长隆恰尔的命令感到困惑”，后来卡尔宁也多次向图哈切夫斯基表达了对于这一选择的不满，而奔萨省苏维埃主席A·E·明金[13]同样对于“任命他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表示了惊讶。
另一个不满此任命的理由同样来自A·季诺维也夫，他认为在军指挥部当中并未设立政委，因此没人可以监督隆恰尔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隆恰尔毫不犹豫的公开表达出了自己对于布尔什维克与苏维埃政权的可疑态度。奔萨省社会保障委员会委员兼孤儿院处处长Т·Г·库兹涅佐夫在证词当中表示“当我问隆恰尔为什么没有入党时，他回答说自己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但并不想入党，因为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者当中并没有多少熟悉军事的人”，希佩克也表示：“他在思想上并不倾向布尔什维克，他一开始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后来转为了国际主义者，再然后又变成了无政府主义，最后才成为了革命者。”
由于缺乏政治管控、独特的政治观点、所担任的高级职位以及集团军司令部当中可能的支持，隆恰尔开始变得傲慢起来。A·E·明金便在证词当中表示：“隆恰尔经常炫耀自己的地位，他具有一种炫耀自己伟大的幻想。”
于是毫不奇怪，在隆恰尔被任命后不久，又有人开始向莫斯科与第1集团军司令部发送电报要求将其撤职。在上面引述的莫尔达维斯基与安东诺夫7月18日的电报当中便要求“撤销上述有关任命隆恰尔同志的命令，改任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担任此职务，或者由萨拉托夫地区指派人员任职”。而在23日О·Ю·卡尔宁与奔萨师政委季诺维也夫谈话时也同意称：“隆恰尔无疑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他很快就会被撤职。”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隆恰尔领导下的军政领导层对于其发出的命令都十分的不信任，因此地方当局的官员及指挥员不得不定期向第1集团军司令部寻求对于这些命令的解释。隆恰尔在7月23日解除了奔萨师师长盖利特的职务，并将奔萨师师部从奔萨派往库兹涅茨克，但财政处除外的命令便引起了类似的反应。奔萨师作战处处长在24日的证词当中报告称，当盖利特要求得到一份“关于调动师部以及转交指挥权的正式书面命令”时，隆恰尔“提高嗓门回答道：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你必须立刻遵从我的口头命令，否则我就会换个方式来告诉你”。后来根据明金26日的供词，鉴于上述命令为非正式下达且没有政委的签名，盖利特与季诺维也夫不得不告知地方当局并向第1集团军司令部询问这一命令是否适当。但在当晚7点，由隆恰尔派遣的第4供给派遣队第3连来到了奔萨师师部，该分队共有30人，他们奉隆恰尔的命令以“不执行进攻命令”为由逮捕了盖利特，而尽管 “一再声明政委在执行其直接职责期间人身安全不受侵犯”，同盖利特在一起的季诺维也夫同样也被逮捕了。不久之后二人还被隆恰尔指控酗酒，但最终被驳回。
于7月24日被任命为军政委的M·阿列克谢耶夫反对擅自逮捕盖利特和季诺维也夫，他认为隆恰尔的行为是“非法”及“犯罪”的，但方面军与集团军领导人对于逮捕的反应却相当平静，并表示完全信任隆恰尔的行动。例如在24日图哈切夫斯基在给方面军司令И·И·瓦采季斯[14]的报告当中赞同军长的这一“决定性部署”，而方面军司令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他在25日的回电当中认为隆恰尔的行为是正确的，并命令“对被逮捕者进行调查”。此外尽管政委卡尔宁并没有签署逮捕盖利特的命令，但第1集团军司令部依旧支持隆恰尔的行动。
但在详细的调查过程中，季诺维也夫与明金分别在25日及26日对于上述指控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根据季诺维也夫的证词，盖利特之所以没有在22日对奔萨师下达进攻的命令，并不是因为其拒绝服从隆恰尔的命令，而是因为对方并没有说明确切的进攻地点。因此盖利特行动仅限于派遣人员侦查，并要求军部确定前进的方向。隆恰尔显然认为这一行为是违反命令的表现，并在22日夜至23日之间亲自通知盖利特其已被撤职。于是最后盖利特与季诺维也夫均被释放，但盖利特并没有回到自己原来的职务上，他在30日将部队转交给了奔萨动员起来的前军官А·И·沃兹德维任斯基[15]。
尽管有第1集团军指挥部可能提供的支持，隆恰尔在第1东部步兵军军长上的任期依旧很短。军政委阿列克谢耶夫在检查财政报表时发现有45687卢布50科佩克金额遭到盗窃（其他数据显示为46567卢布）。隆恰尔的副官П·С·布罗夫被列为被告之一，后者很快遭到逮捕。根据30日的审讯记录，布罗夫否认参与此案，并将全部责任推到了了其上司身上。因此在8月初隆恰尔与布罗夫因擅自逮捕盖利特和季诺维也夫以及金融盗窃而被拘捕，由集团军契卡主席拉特涅克8月5日押送至位于喀山的东方面军契卡总部。同时还决定恢复原第1集团军的组织结构，8月4日，根据第1东部步兵军的命令，军部被解散，彼得罗夫斯克—沃尔斯克军队集群退出该编制转入到第4集团军中，而奔萨师再次成为第1集团军的独立部队。
由于缺乏经验丰富的军事专家，1918年夏季东方面军在人事政策上相当混乱甚至随机，导致位于重要指挥职位上的人有时甚至与军事无关。通过分析隆恰尔在指挥官职位上的经历，我们可以区分出一类具有特定特征的特殊冒险主义指挥员代表。在史学上以内战初期主要军事冒险家之一而闻名的穆拉维约夫的人生经历主要特征并非偶然，他的生平与隆恰尔十分相似，他们同样收到过军事教育、有参加乌克兰内战的经历、对于苏维埃的政治观点及态度模棱两可、遭受过逮捕、随后迅速晋升、军事以及民政当局对于其任命不满、军事训练水平低下、行为无端、与政委之间发生冲突、因又一次逮捕或被杀而在任短暂等等。任命这一类人员担任指挥职务的原因是，方面军与集团军指挥部有时对于前军官及参谋人员具有无限的信任，使得这些人的活动几乎不受政委的控制，从而造成了许多相当严重的后果。
译者注：
[1]：苏俄内战期间红军军队当中步兵军并不是常设编制，本人在整理内战期间红军部队番号时共发现过有11个步兵军的番号，但基本全都是短暂临时存在。
[2]：阿道夫·斯捷潘诺维奇·希佩克（1891——1962），捷克人，1910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一战初作为奥匈军队第1塞尔维亚志愿军的军官在东线作战，1915年被俘后加入了俄军捷克志愿部队，1917年10月参与创建敖德萨赤卫队国际支队，内战期间曾任红军第1捷克斯洛伐克革命团副官、团长、奔萨卫戍营营长、苏俄驻柏林外交使团军事代表、驻阿富汗领事、卡累利阿地区部队参谋长、俄罗斯—芬兰中央委员会苏俄军事代表、彼得格勒军区副参谋长。战后进入情报部门，1927年退役在财政与工业部门工作。
[3]：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米亚斯尼科夫（1886——1925）：亚美尼亚裔革命家，1906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曾任第121预备步兵团学兵队准尉队长，十月革命后任西方面军司令与俄军代理总司令，内战初在伏尔加河一带抵御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与科穆奇人民军，后调往白俄罗斯，历任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军事人民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西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军事人民委员。战后任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联盟委员会副主席兼俄共外高加索地区第一书记，1925年死于飞机失事。
[4]：马尔申，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此前为卡卢加苏维埃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在前线失败后率领自己的支队返回了卡卢加，之后事迹不详。
[5]：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穆拉维约夫（1880——1918），原俄军中校，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后曾经担任过俄军志愿突击队招募委员会主席与临时政府安全主管，十月革命后历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南方革命与打击反革命方面军参谋长、敖德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武装部队司令、东方面军司令，红军早期的重要将领，1918年7月在辛比尔斯克发动叛乱组建由左翼社会革命党主导的伏尔加苏维埃共和国，不久被镇压，在交战中被打死。
[6]：谢苗·伊万诺维奇·阿拉洛夫，原俄军上尉（1880——1969），1902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日俄战争与1905第一次俄国革命，一战期间曾担任连长、第114步兵团副团长。内战期间历任莫斯科军区作战处处长、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处处长、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全俄总司令部政委、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登记局局长、第12、14集团军革命军委员会委员、第14集团军代理司令、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乌克兰军区副司令。战后任驻立陶宛、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中国大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外事处主任、高等技术教育机构管理局局长、国家保险总局局长、国家文学博物馆副馆长，苏德战争爆发后重新入伍，任第21民兵师作战处副处长、第33集团军缴获处处长，获军需勤务上校军衔，战后任第23独立缴获旅旅长，1946年10月退休。
[7]：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哈尔琴科，原俄军中尉，内战初接连担任红军第1与第2集团军司令，1918年7月叛逃东方白卫军.
[8]：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库拉耶夫（1891——1938），布尔什维克革命家，1914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后任第4、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战后在经济部门任职，1933年因批评苏共领导层与反对斯大林被撤职流放，1938年被处决。
[9]：扬·彼得罗维奇·盖利特（1894——1938），原俄军少尉，苏联军级。内战期间历任第1拉脱维亚分遣队司令、奔萨集群司令、奔萨师师长、第5集团军副司令、第26步兵师第2步兵旅参谋长、第1步兵旅旅长、第26步兵师师长、第5集团军副司令、第26步兵师师长兼政委、第35步兵师师长。战后任第10步兵军军长、西西伯利亚军区副司令、司令、西伯利亚军区第1副司令、代理司令、第19步兵军军长、北高加索军区第1副司令、工农红军总参谋部总局局长、莫斯科军区第1副司令、明斯克筑垒地域司令兼市卫戍司令、西伯利亚军区第1副司令、司令、乌拉尔军区司令，1938年被处决。
[10]：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莫尔达维斯基（1891——1938），1906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早年为孟什维克，1917年转为布尔什维克。一战期间在俄军当中服役，内战时任萨拉托夫省苏维埃主席团军事科秘书、特洛伊茨克县工会党委书记、萨拉托夫红军参谋长兼野战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委员、萨拉托夫省军事委员、第4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萨拉托夫省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卫生部长、省国营农场厂长、库尔斯克卫戍区疏散委员会主席、苏俄内务人民委员会民警总局监察处处长、水警处处长，战后在经济部门工作，1938年被处决
[11]：卡尔·卡尔洛维奇·拉特涅克（1894——1982），1910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参与者，内战期间任第1集团军契卡主席、第20、49步兵师副政委、第20、32步兵师政委、高加索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战后在农业、宣传与教育等部门工作。
[12]：奥斯卡·尤里耶维奇·卡尔宁（1895——1920），1911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赤卫队的组织者之一，参与了莫斯科十月起义。后任莫斯科普罗列塔尔斯基—斯米尔诺夫斯基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警察局局长、罗戈日斯科—谢苗诺夫斯克区军事委员、第1集团军、拉脱维亚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11步兵师政委、第48步兵师143旅旅长，1920年11月在与白俄罗斯独立武装布拉克—巴拉霍维奇部队的交战中战死.
[13]：亚历山大·叶列梅耶维奇·明金（1887——1955），1903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参与过俄国第一次革命，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内战期间任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地区委员会主席、印刷业联盟董事会主席、驻奔萨国家文件采购特派专员、奔萨省苏维埃主席、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尔姆省委书记、省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书记，战后任苏联驻南美洲贸易代表团主席、驻乌拉圭大使、俄联邦最高法院副院长、苏联司法人民委员会部司法保护司司长，1939年起两次被捕获刑流放。
[14]：约阿希姆·约阿希莫维奇·瓦采季斯（1873——1938），原俄军上校，苏联二级集团军级。一战期间曾任俄军第5拉脱维亚步兵团团长。十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任第2拉脱维亚步兵旅旅长、第12集团军司令、俄军革命野战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俄军代理总司令、拉脱维亚步兵军军长。内战期间任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东方面军司令、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1919年7月被撤职，后在军校任教，1938年被处决。
[15]：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沃兹德维任斯基，原俄军大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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